62418329
K/B/体/育/官/方/平/台
CURRICULUM
2023/07/04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为了回应创新驱动战略的要求，高等教育领域亟需开展多层次的改革，包括从新技术应用到组织化变革。各国的教育部门都在不断试探，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洪堡式”的精英主义和“纯技能劳动导向”的机器主义之间系统寻找一个多元化道路。
当前，高等教育以学科和专业为核心组织其运作形式，基于专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构建其知识生产和技能培育系统。这套知识生产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与工业社会的崛起相伴随，已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而，新一轮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诸多方面挑战了工业社会的知识有效性和专业分工标准。以“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设想颠覆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专业技术分工人才”的形象。回应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驱动战略需求，是我们实施学科专业长远规划的必选项。
近期，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本文旨在透过分析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改革的内在理念，探讨在知识密集型生产的经济社会环境之下，如何重新定义高等教育，来促进创新、保障劳动者终身受教育权益。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能作为创新动力和生产要素的角色愈发突出。近代以来，微电子技术的成熟和发展推动了通讯、交通成本的降低，知识和技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后发国家依靠知识流动和全球供应链，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1]知识和技能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的贡献有目共睹，作为其重要来源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期待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知识和开发潜在能力，不仅是受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也成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高等教育以学科和专业为组织形式，形成输出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回应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需求，成为学科专业长远规划的必然选择。
近期，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初步构建了高校规划建设、省级部门统筹管理、国家相关部门宏观调控的分工合作机制，推动各学科适应当下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世界范围来看，学科专业的变动调整的方式和考虑因素各有特点，通常是由于入学率低、毕业率低、与学校、院系或地区的办学目标不相适应等原因。
例如，哈佛大学TH Chan公共卫生学院要求申请取消一个专业学位授予时，需要评估该专业在实现学校的教学供给和教育使命的作用，以及论证取消该专业或研究领域可以实现哪些具体目标。其次，强调达成多方的共识，例如需要经过专业的指导委员会、教育政策委员会，还建议咨询该专业在读和毕业生的意见、相关受影响的专业负责人的意见等。[2]
《方案》对于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规定，体现为落实政策目标、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等方面的要求。首先，从政策延续性来看，《方案》一方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才自主培养”目标的教育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进一步细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等文件的目标和要求。其次，《方案》旨在通过推动政校同力，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奠定基础。高校一方面要协调好基础与应用学科专业的规划设计，另一方面，要靠需求和优势带动。省级相关部门做好信息服务和监督工作，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学科建设的战略性工作。最后，《方案》再次强调四新——工、医、农、文科，要适应产业、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力图解决学科专业与产业“两张皮”。
可见，改革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高等教育通过知识和技能传授，对国家和地区产生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事关提供高素质劳动力，拉动投资和出口，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加速人口聚集，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由此，重塑高等教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必由之路。
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的终点。恰恰相反，高等教育是培育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重要起点。传统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种孤岛式的、“洪堡式”的精英主义网络。农、工业生产主导增长的时期，面向特定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的习得内容和方式高度同质化，知识、技能、好奇心所驱动的创新对于提高和扩大整体经济效率和规模的贡献仍不明显。如今，为了抓住知识经济的发展契机，发达经济体的高等教育积极冲破“洪堡式”传统，建立了包容、多元、与工业界联系紧密的高等教育生态；以及与知识经济发展相适应、创新导向的教育管理机制。[3]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要素，因而要求高等教育为更大多数人提供灵活的、适应当下和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培养受教育者终身学习的能力。
世界银行专家研究发现，从供需结构上看，高校毕业生技能与雇主需求不匹配的状况普遍持续，且个人及其家庭继续投资于劳动力市场前景黯淡的学科领域。专家组认为，为了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频繁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内在冲击，以及担负起创新驱动和绿色经济发展的责任，高等教育机构需要重新定义自己。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所提供的培育除了传统灌输模式之外，还需要成为1）提供终身学习机会，促进再创造、创新、包容的中心，以及2）雇主的合作伙伴（比如通过提供专门性的证书培训）。[4]
OECD专家组详细分析了高等教育学科培养的能力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CHEERS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仅有24%的大学毕业生认为大学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工作中得以使用，而欧洲国家这一比例达到54%。[5]但在知识经济的广泛影响下，劳动需求市场变化迅速，技能和能力淘汰的速度加快，倒逼高等教育结构性变革。推动这场变革的因素包括学生选择、公共政策引导、学术机构和工业界需求等等。这三个因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影响。特别是公共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通过改善信息渠道和入场费干预、配额和强制制度、借助外力建立导向性专业或机构，引导学生、高校、机构、工业界作出与之相适应的抉择。
Thijs Bol等人在2019年的一项关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教育与就业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研究领域越与从事的职业越匹配则收入越高；他们认为，为劳动者提供安全、高薪工作的有效战略，应当是打造一个拥有从学校到就业紧密路径的制度环境。[6]
然而，对于知识经济时期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及其与劳动就业导向方面也存在不同声音。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昂格尔提出从教育方式和内容上的激进变革，为知识密集型生产的经济社会形态寻找了一个教育“连续统一体”（continumm）的场域。[7]
虽然他并没有挑战固有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概念分异，但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试图将两者融会贯通。他所坚定反对的，是严格分化熟练技工和职业培训的教育体制[8]，以及磨灭青年人思辨力和想象力的缺乏弹性的教育方式。
这些方式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在学科专业教育上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偏见”，如经济学将某些观点和方法权威化为整个学科的客观存在；二是自然科学专业的“傲慢”，如物理学拒绝吸收历史视角的观察。另外，昂格尔认为政治的历史就是思维的历史。不论是思维的向性（Tropisms）还是想象力部分，都由社会和文化塑造。[9]
然而，恰恰是这种“傲慢”与“偏见”影响了社会文化环境，塑造了固化且欠缺协调能力的思维方式，催生了危机四伏的低能民主社会。
我们要做的是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这两个极端中拉回来，使得所有学生公平地享有接受辩证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培育的权利。
近期，ChatGPT、Meta SAM等大模型的出现和不断优化，再一次引发了关于失业问题的广泛讨论，对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启发则更为深刻。大模型的不断壮大再次提醒我们，应当反思教育到底如何帮助人类寻找、训练和实现有别于机器和大模型的价值，避免“工具化”。
知识经济时代加速了技能和能力过时的速度，迫切需要一种注重培育通用能力的高等教育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抛弃专才，而转向通才的培养，而是推崇有选择性的百科全书式学习，注重辩证性思维的培养。未来的教育既不应该回到“洪堡式”的精英主义，也不应当走向“纯技能劳动导向”的工具主义。
各国的教育部门都在不断试探，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洪堡式”的精英主义和“纯技能劳动导向”的机器主义之间系统寻找一个多元化道路。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主动回应知识经济时代诉求的高等教育，或许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着重要意义。
[3] 《德国的七个秘密》p69-76.作者对比了美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认为德国在创新方面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难以抛弃固守的洪堡式高等教育。无独有偶，OECD报告 Careers after HigherEducation: a European Resaearch study. P203，分析日本高等教育毕业生技能与劳动市场错配状况时，也提到了同样的原因。
[8] 同上，p93。昂格尔在此以德国职业教育体制为例，批判了这种机器主义导向的教育。
[9] 布迪厄借鉴现象学将人类思维分作生成图示或信念，建立了其知识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弥合了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在此与昂格尔的观点有契合之处。详见，赵万里, 赵超. 2012.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社会, 32(2): 33-50.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kb体育 kb体育官网kb体育 kb体育官网
